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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纺工业的百年江湖(上下)

发布日期:2019-07-26 浏览次数:1896

中国棉纺工业的百年江湖 (上)

 闲看花开花落 闲看花开花落 6月10日

 

2019年5月23日,山东魏桥创业集团创始人张士平逝世,这一消息迅速刷爆了相关行业人士的朋友圈,各种回顾怀念的文章也接踵而至。这些文章都会提及,一代实业巨子张士平创办的魏桥纺织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棉纺工业是近代工业的源起,曾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在中国,它更是与救亡、强国、复兴等宏大主题休戚相关、勾连纠缠。

当代,棉纺工业虽然远不如一众新经济那么性感撩人,但仍然和其它传统产业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基本底色,仍然关系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就业,而且,在变迁和创新中,也在不断演绎着波澜壮阔的精彩。

本文不是工业史,也不是人物传,更不是企业案例,只是从个人感性的视界出发,在中国棉纺工业一百多年发展的潮流中攫取几朵浪花,串联起来勾勒出这个行业的前世今生。如此而已。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英)狄更斯

 

18世纪中叶的一天,在英国格林诺克小镇,一个名叫瓦特的小朋友在家里无所事事,偶然晃到了厨房。祖母正在做饭,炉上烧着水,水开了,壶盖啪啪作响,不停地向上跳动。

小瓦特对此很是新鲜好奇,就问祖母:“水壶盖为什么会跳动?”

祖母回答:“因为水开了。”

瓦特又问:“为什么水开了壶盖就会跳动?”

对白没法继续了,否则名垂青史的就是瓦特奶奶了。祖母敷衍了一下,嫌瓦特碍手碍脚影响做饭,把他赶出了厨房。

多年以后,好奇宝宝瓦特成为了一名修理工,他显然不忘初心,带着童年的疑问不断探索实验,终于在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圆周式蒸汽机。

 

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先是在英国,之后是欧陆各国和美国,开始了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新世纪以来,又多了一个时髦的、套上信息时代马甲的名称:工业1.0。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棉纺织业。

棉纺就是把棉花(或其它纤维)加工成棉纱,棉织则是把棉纱织成坯布。坯布经过染色或印花成为面料,面料再被裁剪缝纫之后就是服装了。这是一条产业链。

衡量棉纺生产能力的指标是纱锭数量。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棉纺织工厂从美国、印度、非洲等地进口棉花原料,生产出棉纱和坯布,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大,横扫全球那些主动或被动开放了的市场,所及之处,当地延续已久的手工作坊土崩瓦解。

到了1861年,英国已经拥有3000多万纱锭,占当时全世界棉纺产能的近三分之二。

作为英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棉纺技术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英国在1776年制定法律,禁止棉纺技术出口,包括图纸、设备,甚至纺织熟练工人也不准出国。这项禁令维持了半个世纪。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这个新生的国家不甘心只是充当原宗主国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立志要踏上这轮技术革命的浪尖,实现“弯道超车”和大国崛起。在一系列“先进制造业”赶超策略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拿来主义”。于是,一场保护和窃取知识产权的斗争在英美之间打响了。1789年,精通棉纺技术的英国人斯莱特隐藏身份、乔装改扮混上了从伦敦开往美国的轮船。他凭借脑海中的图纸和技术建起了新大陆第一家棉纺工厂。后来,斯莱特在美国被尊崇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人”,但在英国,他被称为“叛国者”。

翻开史书,尽是轮回!

 

当工业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英国之际,中国正处在乾隆皇帝的统治后期。此时,长达70集的宫斗已然谢幕,乾隆在令贵妃魏璎珞的襄助下,文韬武略、岁月静好,把大清国带入他心中的盛世。至于东西方的碰撞,或者说对决,则留给了他的孙子——那个抠门又倒霉的道光。

 

 

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

 

1840年,中英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引发了鸦片战争,这是一场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降维打击”。此后,类似的失败一次又一次,随之而来的是一份又一份不平等条约,天朝上国紧闭的门户被坚船利炮轰开了。

西方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其中棉纺织品从19世纪80年代起超过鸦片成为最大宗进口货物,地位堪比今天的集成电路。1880年棉纱棉布进口额近2800万两白银,到了1913年进口额达到了1.82亿两。作为比较,中国近代史上对外赔款数目最庞大的“庚子赔款”是4.5亿两。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大清开始了“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中国第一代棉纺织厂。

1878年,李鸿章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历尽十年周折,终于在1889年底投产,有3.5万纱锭,530台织机,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但这家划时代的工厂却在投产不到四年后的1893年毁于火灾,沉痛的教训警示后人:消防安全,重于泰山。心有不甘的李鸿章派盛宣怀在旧址上重建工厂,后改名华盛纺织总厂。

在中国其它地方,也陆续开办了棉纺织厂,但发展缓慢,到1913年,华商棉纺厂共有21家,纱锭数量约50万。

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工厂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即募集民间资本,由政府派官员经营,名为“商办”,实则“官营”。这些企业虽有某些特权,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就获得了十年之内上海地区的棉纺独家专营权,但官僚贪腐、效率低下、不知市场竞争,结果只能是亏损累累,每况愈下。例如,张之洞兴办的湖北纱布局1893年进口了4万多纱锭,但由于种种原因,竟然搁置在上海长达五年,日晒雨淋、锈迹斑斑。如此经营,岂能盈利?在棉纺这么一个竞争性行业,无论是“官营”,抑或是以后的“国营”,搞得好是偶然的,搞不好是必然的。

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无数仁人志士开始重新寻找救亡图强的道路,有主张维新变法,有坚持共和革命,有推崇军国主义……另外还有一些人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

 

 

实业以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

                                        ——张謇

到我50岁时要有50万锭子,60岁时要有60万锭子,70岁时要有70万锭子。

                                                      ——荣宗敬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开恩科会试,张謇高中状元。

毛泽东在谈及近代民族工业时曾经说过,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上面两段历史中的张状元和张老板是同一个人吗?答案是肯定的,跟现在满大街重名的赵建华伯伯、李子轩小朋友不同,历史上关于张謇的事迹都是同一个人。

张謇的一生可谓传奇,前半生汲汲于科举,后半生醉心于实业,而且都登峰造极,是“斜杠人生”的绝对标杆。

张謇,江苏南通人,16岁考中秀才,这是他漫长坎坷科举之路的起点。六次乡试,方才中举。然后,在更高一级的考试中继续杯具:连续四次会试名落孙山。直到41岁,张謇终于状元及第,登上科举金字塔的巅峰。

科考期间,张謇成为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幕僚,参与了晚清多次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赏识。

古人科举,是为了考取功名,踏入仕途。而以张謇当时的声望人脉,完全可以直接跻身官场。但他就是跟科举耗上了。这就好像现在有人可以直接任职某部委的司局长,但却坚持一定要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

张謇中状元后,亲友在南通为他修建了一个亭子,命名为“果然亭”,但他将其改为“适然亭”。一字之改,当可知张謇的心情,以其阅历,不可能不知其时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虚幻,但仍然孜孜以求,这应是一种救赎吧。现在心结已解,张謇要将自己的一腔意气宣泄在实业救国的抱负上。

1895年,张謇回到家乡南通筹办棉纺厂,根据《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名“大生纱厂”。张之洞将前文提及的搁置在上海的纺纱设备40800锭分两次给了大生,作为官股入资。依靠这些残缺生锈的设备,百年大生就此起步。

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打成了一锅粥,不仅无力对华继续倾销棉纺织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中国民族棉纺织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岁月,到1922年,华商棉纺厂已拥有150多万纱锭,大生各厂也发展到16万纱锭。

张謇经营大生期间,正是江山鼎革之际,他的经历和背景注定了他不会仅仅只是一个棉纺厂的老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张謇为实业部长,两人会面后,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是:未知崖畔,意思是不着边,不靠谱。于是很快就辞职了。

无独有偶。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邀请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拿出了一份“中长期铁路规划”,十年要修10万公里铁路。曾经主持过京张铁路修建的袁世凯一看,惊得下巴差点掉落,行伍出身的他毕竟不像张状元那么文绉绉,背后给未来国父取了个通俗响亮的外号:孙大炮。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35年后的2013年,中国铁路里程才达到这一数字。

中国富绅有着造福桑梓的传统美德,张謇在这方面用力尤甚,他兴建学校、剧场、公园、图书馆、气象台……把偏处一隅、自古是罪犯流放地的南通带入了“中国近代第一城”。而这些投入,是以大生纱厂的高额利润做为基础的,正如时人评论:“一旦实业受阻,必将产生雪崩。”对此,张謇有着清醒的认识,“收益当在二三十年以后,或非鄙人力所能逮”,但是,“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眼光之远,胸怀之广,百年以降,依然令人悠然神往。

1922年是中国棉纺工业空前困难的一年。欧洲各国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逐渐恢复元气,进口纱布卷土重来。而受此前市场景气鼓舞,中国棉纺厂采取了“加杠杆”的方式扩充产能,债务负担普遍沉重。

大生纱厂没能走出这轮危机,无可挽回地步入衰落。1922年出现了首次亏损,第二年甚至由于没有资金购买原料而停工,大生各厂陆续被钱庄、银行等债权人接管。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40年后的同一天,南通的红卫兵小将把张謇墓作为破“四旧”的对象,掘墓毁棺。

 

1915年,来自无锡的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决定在创办棉纺厂。此时,荣氏兄弟以“茂新”和“福新”命名的面粉厂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对于棉纺厂,则取名“申新”。当年,申新一厂投产,有1.3万纱锭。适逢一战景气,荣氏乘势扩产,先后建成申新二、三、四厂。

1921年底,三新总公司迁入上海江西路58号办公。这栋花了35万银元建造的办公楼巍然耸立、美轮美奂,引得众多市民围观。当天管理层会议上,荣宗敬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豪言:“到我50岁时要有50万锭子,60岁时要有60万锭子,70岁时要有70万锭子。”员工群情激奋、掌声如雷。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了大生纱厂的破产,也让申新感受到凛冽寒意。荣宗敬急需现金,有了现金,不仅能度过此劫,还能乘机收购处在困境中的其它棉纺厂,实现低成本扩张。

荣宗敬将申新、福新的全部资产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贷35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折合220多万两白银,年利率11.5%,而当时外汇市场利率是3%左右。荣宗敬的好友、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听闻这一消息,直呼“阎王债”。荣宗敬却认为,“人有千算,天只一算”,几年的时间,总会有机会的。

机会来了。

1925年五卅惨案,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荣宗敬敏锐预感日元将会贬值,便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大肆做空日元期货。最终,荣宗敬成功了,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投机中盈利240多万两白银。

百年前的上海竟然有如此便捷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平台,远东金融中心,名副其实。

历史的吊诡在于,83年后的2008年,荣氏第三代、荣宗敬的侄孙荣智健同样豪赌外汇交易,但这一次上天没有眷顾荣家,亏损150多亿港币,荣智健黯然告别中信泰富,荣氏谢幕。

有了资金,荣宗敬继续扩张,他是天生的冒险家,誓要成为实业界的王者。到1932年,申新已有9个厂,52万纱锭,占当时华商棉纺厂纱锭总数的21%。其中,申新九厂是收购三新纱厂资产后成立的,而三新纱厂则兜兜转转可以追溯到中国棉纺厂的鼻祖上海机器织布局,历史在这里仿佛得到了传承。此时,茂新、福新的面粉产量也已占到中国面粉产量的30%以上。荣宗敬兼有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顶桂冠,他曾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棉纺厂要经常面对“花贵纱贱”和“外纱倾销”两大困境。

花贵纱贱实际上反映的是农业和工业的零和博弈,花贱伤农、花贵伤工。往往在棉花丰收时,价格较低,棉纺厂有利可图;而在欠收时,价格较高,棉纺厂难以做到顺价销售。更直观感性的理解,可复习中学语文教科书里的《多收了三五斗》。这对矛盾的缓解,需要有强大的政府干预(平准、补贴)和发达的金融市场(贷款、期货),显然这在积贫积弱的民国年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一战之后,日本的棉纺织品成为中国市场上国外纱布的主力,其中既有从日本本土进口的,也有在华日资工厂生产的。1936年,在华日资纱厂有200多万纱锭,接近同期华资纱厂275万纱锭的规模。日资纱厂的竞争力一方面来自其管理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来自其较低的税费负担和日本紧密的银企合作关系。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社会多次发生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在此期间,民族棉纺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当爱国运动走向低潮,民族棉纺工业就会出现经营困难。更直观感性的理解,可观看2003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大染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荣宗敬避居香港,第二年在忧愤中去世。遵照荣宗敬遗言,他的灵柩运回无锡老家安葬,在经过一日军关卡时,日军指挥官下令全体集合、鸣枪致哀!

战争期间,荣氏在沦陷区的工厂或被炸毁或被占有,但内迁的和在上海租界继续维持生产的工厂却创造了巨额利润。1942年,汪伪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发行中储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荣氏企业乘机还清所有债务,成功实现“去杠杆”。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以接收的在华日资纱厂近180万纱锭为基础,成立了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与民争利。尽管出生畸形、存活不长,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拥有百万以上纱锭的棉纺企业。与大清国的国营企业一样,这家民国的国营企业效率奇低,产纱率只有标准水平的37%,比同期民族棉纺厂低57%。

抗战胜利后,民国经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景气,申新各厂的纱锭数量发展到64万,达到了巅峰。作为最大民族资本集团的话事人,荣德生自然备受各方瞩目,其中也包括不法之徒。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50万美元赎回。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50年后,香港首富之子李泽钜被绑架,李家豪爽支付10.38亿港币。对比赎金,当可窥探货币实际购买力的长期趋势和半个世纪之间华人巨商的财富跃升。

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施“No Zuo No Die”的金圆券改革,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作为大宗商品的棉花棉纱,和金条、美钞一样,成为了当时的硬通货。荣家用以贿赂法官和政府要员的就是棉纱,当然不是在月黑风高之时送出一车车棉纱,而是一纸可以流通转让的仓库提货单。2010年,全球市场棉花棉纱价格暴涨,棉纺工业出现多年不遇的大行情。其时,我曾与一名老者会面,他的家族原在上海经营棉纺厂,建国前后迁至香港。谈话自然涉及当下炽热的市场,我不免有些激动,老者却十分淡定,说:“比40年代末的时候差多了。”他望着窗外,目光深邃而沧桑,我微微有些赧然,在这个历史老人面前,感觉自己像是只还没孵出来的鹌鹑。

这是旧中国棉纺工业的最后一抹落日余晖。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江北陈兵百万、厉兵秣马。荣家面临历史抉择,最后决定,“去留肝胆两昆仑”:一部分迁移香港和海外,荣毅仁则留在国内迎接新政权,荣氏产业就此分崩离析。

 

张謇、荣宗敬等一代企业家,怀抱实业救国理想,却都赍志以殁。说到底,企业的前途与国运的浮沉息息相关。在江山飘摇、神州陆沉之际,貌似巍峨的实业大厦终究只是建立在沙滩之上,随时会被时代的巨浪打翻。

 

 

 

 

参考资料:

 

棉花帝国    斯温•贝克特

一场事先张扬的超车    戴老板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张伟保 罗志强 赵善轩

荣氏兄弟    杨旭

WTO与中国纺织工业    施禹之



中国棉纺工业的百年江湖(下)

 Steve Chen 闲看花开花落 6月13日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

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

交给你也交给我

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

——歌曲《金梭和银梭》

 

1949,大江大海,改天换地。

中国棉纺工业开启了发展的加速器。1953年,纺织工业部编制了一份“一五”期间新建棉纺生产能力180万锭或250万锭的建议,让领导人定夺。毛主席拍板:300万锭。

民国年间棉纺工业主要集中在“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50年代之后建设的棉纺厂则是布局在内地或原有工业基础薄弱的地方。今天郑州、武汉、西安、甚至厦门等许多城市的棉纺路或纺织路就是那个时期建设棉纺织厂留下的时代印记。

在始于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棉纺厂的原料和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棉花和棉纱价格的“剪刀差”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机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棉纺织厂的职工能够过上虽不富足、却也温饱的生活。工厂普遍建有职工宿舍,一些大型企业还会有浴室、商店、医院、学校,甚至从幼儿园到大学(电大),俨然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用父母从车间“顺”来的细纱管插成长棍充当“金箍棒”玩耍是很多纺织子弟美好的童年回忆,家属大院也成了他们念兹在兹的心灵故乡。

70年代末,江苏省睢宁县的蔡文面临就业选择,是去县邮电局呢,还是去父亲当副厂长的县棉纺织厂?没有太多考虑,他选择了后者:工资高、福利好、还有很多漂亮的纺织女工。他成了工厂的宣传科干事(那时候,张艺谋也在陕西第八棉纺织厂从事同样的工作),­­一条稳定无忧的人生道路在他面前呈现。几年以后,他的弟弟蔡武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到1978年,中国棉纺纱锭数量从建国初期的500万锭左右发展到近1600万锭,棉纱、棉布产量已居世界第一,棉纺织业是当时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人民代表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其中有来自山西大寨的书记陈永贵和来自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劳模吴桂贤。吴桂贤时年37岁,是迄今为止共和国最年轻的副总理,对她的任命,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反映了棉纺工业在当时的地位。1977年,吴桂贤辞任返回西北国棉一厂,到家放下行李后,这位前副总理立刻换上工作服赶到车间,由于天色已晚,她只能上夜班。当晚,她挡了四台车,保质保量完成了生产任务,充分体现了一代纺织女工的职业素养。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1983年,中国取消了实行三十年的布票,标志着人民的穿衣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这一时期,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生产制造中心正在逐步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棉纺工业把目光对准了国际市场,整个行业生机勃勃,充满了欲望和进取。八十年代初,朱逢博演唱的歌曲《金梭和银梭》脍炙人口、风靡一时。这首歌以纺织生产工序作为比喻,鼓舞年轻人珍惜时光、追求美好未来,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棉纺织业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1997年,中国棉纺产能增长到4200多万锭,包括棉纺织品在内的纺织服装出口额456亿美元,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品种。棉纺织品从百年前的最大宗进口商品到现在的出口明星,一进一出的转变,却是一个世纪的曲折跌宕、探索跋涉。

但是,光鲜数字的背后是中国棉纺工业已经走到了内外交困的路口。作为敏感商品,《多种纤维协定》等国际贸易安排对纺织品的出口设置了“天花板”;而随着产能过剩,买方市场的形成,国营棉纺织企业日显疲态,沉疴已久的制度性问题陡然突出。从1993年起,中国棉纺织业连续六年全行业亏损,成为“国有企业中最困难的企业”,国家已经无力为其输血续命。

彼时,铁腕朱相正在义无反顾地闯“搞活国有企业”的“地雷阵”,面对棉纺织业困境,他的应对之策是“供给侧改革”:压锭1000万和国退民进。

改革的成本是,数以百万计的纺织工人下岗。纺织路上小店里播唱的“金梭银梭”已经换成了刘欢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睢宁县棉纺织厂的蔡文怎么也想不通,工厂竟然破产了,自己竟然下岗了。无奈,他只能“从头再来”,和弟弟蔡武开了一家录像厅。为了招揽顾客,他们间或会播放一些黄色影片,但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查获。蔡文只觉得前程茫茫、生无可恋,对比那些早年去邮电局工作的伙伴,心里更是酸楚。

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中国棉纺工业悄然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之后,她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现在,她在等待着那个“燃点”。

 

 

能搞多大搞多大,能做多强做多强。

——21世纪初魏桥纺织标语

编织彩虹,分享天下。

——21世纪初天虹纺织标语

 

在国有棉纺企业进行痛苦重组之际,张士平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审阅棉纺新车间的建筑工程图纸。

张士平,山东邹平县魏桥镇人,早年经营轧花厂­­­­­——棉花采摘后,要经过轧花机加工后才能成为棉纺厂的原料。有一次,棉花销售困难,张士平觉得与其求爷爷告奶奶看人脸色,不如自己来用。于是创办魏桥纺织,开始了传奇之旅。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有关协定,WTO成员逐步实现纺织品和服装自由贸易。中国出口的“天花板”不见了,仿佛天空才是极限。此后的十余年,国外商场售卖的衣服越来越多地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背后则是这么一组“攻城略地”的数据:2001年,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533亿美元;2005年,这一数字攀升到1150亿美元;2010年继续剧增到2065亿美元;2014年达到巅峰2985亿美元。

作为纺织品和服装的产业链的上游,中国棉纺工业也迎来高歌猛进的黄金年代。2001年,中国棉纺产能3500多万锭,到了2013年,据估算,达到了1.3亿锭左右,全球占比约50%,成为棉纺超级大国。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棉纺行业的黑暗危局中,张士平仿佛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逆势扩张、野蛮生长。魏桥纺织的竞争策略是,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做到成本最低,堪称棉纺界的“长虹”。

21世纪初,魏桥纺织的厂区里刷着“能搞多大搞多大,能做多强做多强”的标语,在当时国有棉纺厂“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之类的口号中,显得鹤立鸡群、霸气侧漏。2007年,魏桥纺织的棉纺纱锭数量达到了500多万,这个数字是空前的,自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人想象,一家棉纺企业的规模能够达到这个数量级。当年,魏桥纺织实现营业收入近186亿元,生产棉纱89万吨,风光一时无两。但此后魏桥纺织的规模逐步萎缩,到2018年棉纱产量已不足巅峰时的一半。个中原因,一方面是魏桥的经营模式难以适应正在兴起壮大的纺织快时尚潮流,另一方面张士平此时对棉纺已是意兴阑珊,他的视野投向了另一片红海。

在地方政府GDP主义盛行的年代,魏桥尽享政策红利,其中的极致,就是建设自备热电厂。能够从头号央企国家电网的口中夺食,必然有当地政府居间斡旋大力促成的种种微妙,魏桥纺织也投桃报李,不管形势如何变幻,产业基地,或者说GDP,全部留在了山东,尤其是滨州。张士平的本意是通过自备电厂为魏桥纺织构筑一条“护城河”,但当他了解了电价的秘密之后,决定进军更能发挥电力成本优势的铝业。这次跨界,使他成为山东首富,也使他的企业成为世界500强,当然,那是另一个江湖了。现在,“护城河”竟然成了“黄金水道”,其价值甚至超过了它本来要护的城。2018年,魏桥纺织的电力及蒸汽部分的营业收入占比36%,但毛利却占比83.6%,也就是说,纺纱、织布业务实际上是亏损的。

2003年,魏桥纺织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大陆棉纺织企业。之后的年报,魏桥纺织都定位自身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制造商”或“全球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商”,但到了2014年,悄然改成了“中国纺织行业龙头企业”。原因在于,之前的定位开始名不副实,有一家同样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已经赶了上来。

 

1997年,来自福建晋江的布料商人洪天祝思忖着搞一家棉纺织厂,他需要有一个精通工厂运营的合作伙伴。当时,朱永祥是南通二棉的厂长助理,有想法、不安分。两人认识后,那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当年,洪天祝创办天虹纺织,但采取的是租赁织布机这种最低成本的方式进入了棉纺织业,原因很直接:没钱。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却也是当代中国棉纺工业另一段传奇的起点。

经过仔细权衡,天虹进入了一个刚刚兴起的细分市场——包芯纺织品,日后,他将成为这个领域的王者。2000年,攒了三年的钱之后,洪天祝终于买下了第一家棉纺厂——破产的睢宁县棉纺织厂。此后,天虹又多次收购破产国有棉纺织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

下岗中年人蔡文又回到了老厂,只不过工厂变成了天虹。重组后的企业不再设置宣传科,心思活络的蔡文被安排到办公室,负责行政事务和接待工作。很快,他被调到天虹在无锡的营运机构工作。当时,无锡房价仍低且有蓝印户口政策,于是蔡文举家迁至无锡。能够到比铁岭还大的城市定居,蔡文继二十多年前入职纺织厂后,再度成为邻里艳羡的对象。蔡文的弟弟蔡武也到了天虹,因其当年开录像厅的电子基础,他到了公司的信息部门,之后茁壮成长为SAP关键用户。

天虹纺织早年的标语是“编织彩虹,分享天下”,在众多出身草莽、社会经验偏强、文化知识偏弱的纺织业老板中,显得格外清新脱俗、儒雅文艺。很多年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天下,并不是中国典籍中那个晦涩难解的“天下”,而是结结实实的世界地图的“天下”。2006年开始,天虹持续在越南投资兴建棉纺厂,这是帝国崛起的重要一环。几年以后,这项极具前瞻性的投资将收获丰厚回报。

上个世纪末中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后,为了保护棉农利益,中国通过控制棉花进口配额的发放,使得中国棉花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11至2013棉花年度,国家更是推出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试图以远高于市场的收储价格为棉花托市。这种罔顾市场大势硬做霸盘的政策代价惨痛,一方面国家被迫买入了这三年中国棉花的大部分产量,财政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国内外棉花差价急剧扩大,有些时候甚至达到每吨4、5千元,中国棉纺工业遭受沉重打击,元气大伤。工业反哺农业用力过猛,哺出血了。

天虹在越南的棉纺厂进口棉花没有限制,而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又使其棉纱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时势形成的潮汐之力,将天虹送上了浪潮之巅,也引得国内几家大型棉纺厂效仿,在之后的几年纷纷投资越南。

中国棉纺企业的主体是早期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发展而来的,其管理团队大都囿于一县一市,但天虹是一家异数:其高管层出身于五湖四海,来源更是琳琅满目。汤道平原是睢宁棉纺织厂的车间主任,天虹收购时作为“嫁妆”一并收来的,现在已是天虹的营运总裁,江湖人称“三爷”,属于那种跺跺脚行业都会抖三抖的狠角儿。在天虹的董事会议上,有说“资本公积”却被财务人员听成“基本工资”而懵圈的胡建普通话,有“锅里没盐”的南通话,有“海了”的徐州话,也有“把企业做粗做强”的港式国语。多元的文化才能造就宽广的视野、包容的心胸和碰撞的观点,而这正是长青企业的基石。在“人”究竟是资产还是负债的问卷中,天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4年天虹棉纱产量43万吨,超越魏桥成为棉纺一哥;到了2018年天虹已拥有350多万纱锭,生产棉纱66万吨,继续维持领先的位置。今天,天虹的棉纺厂北达大漠草原的塞外,南抵风情万种的湄公河畔,东至温柔旖旎的江南,西到动荡不安的小亚细亚,还有两家棉纺厂在另一个半球的美洲兴建,一个日不落棉纺帝国的版图跃然纸上。

 

在中国棉纺大型企业中,魏桥和天虹在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上是最为迥异的,但他们却成为本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棉纺界最为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分别登上了世界棉纺之巅。“衣被天下”是一桩大得没边的生意,不同的细分市场需要不同的打法,而当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不断涌现、层出不穷之时,纺织强国也就庶几近矣。

 

 

结语

 

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曲家鲍勃•迪伦唱道:

How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男人要走多远的路)

Beforethey call him a man.

(才能被称作男子汉。)

中国棉纺工业已然历经漫漫长路,从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冲天大火到2019年天虹越南气势恢宏的新建工厂,走过了波澜壮阔、沧海桑田的一个多世纪,历尽了蹒跚、艰难、辉煌和迷茫,实现了从zero到hero的伟大跨越,也留下了一段段值得青梅煮酒笑谈的传奇佳话。

展望前路,却是荆棘密布,近患远忧如影随形。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写到: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中国棉纺工业又何尝不是。二十年来中国棉纺工业是在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凯歌前行的,外贸依存度高,一旦出口受阻,必然面临剧烈的产业链重组。贸易战的阴霾之下,中国棉纺怎么应对这可能到来的凛冬?

5G和人工智能已是风云荡漾,必将深刻改变现有工业格局。一百多年前,当棉纺工业降临时,手工作坊什么都没做错,但就是出局了。殷鉴不远,中国棉纺工业要如何拥抱趋势?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国,亦是中国棉纺!

 

 

 

 

 

 

参考资料:

魏桥纺织历年年报

天虹纺织历年年报